被砍傷的醫生陶勇:想讓行兇者看看我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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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表示,如果有一天能再見到他(傷醫者),我想讓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我想告訴他,當時我們給他做手術,包括給他省錢,對他真的是仁至義盡。我想讓他知道,

陶勇表示,如果有一天能再見到他(傷醫者),我想讓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我想告訴他,當時我們給他做手術,包括給他省錢,對他真的是仁至義盡。我想讓他知道,其實這個社會沒有他想的那麼黑暗。

“即使出院瞭我的精力和體力也不可能再像原來那樣,一天能看那麼多病人瞭。但我不是一條腿走路,手術做不瞭還可以做科研、帶學生。即使沒有發生這次意外,我也打算把自己的臨床經驗和技術推廣到全國各地,讓更多地方的醫生都能處理一些疑難眼病。接下來正好有時間加速做這個事”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本刊記者 梁辰

全文約7194,細讀大約需要15分鐘

被砍傷的醫生陶勇:想讓行兇者看看我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圖/受訪者提供

陶勇醒過來瞭。

經過七個小時的全麻手術,他左手臂和頭部多處被砍傷,砍斷的肌肉、血管和神經在顯微手術中被縫合。術後顱內血腫,他整個腦袋被紗佈纏著,整個人因為水腫看起來比平時大瞭一圈。

醒來後,躺在ICU病床上的陶勇“一點點崩潰的樣子都沒有”。他對妻子說,“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輕,跑得快!”對慰問他的老師說,“我一定可以邁過這個坎”。對前來探望的朋友說,“哭什麼,你看我這不還活著嗎?”

在大傢面前表現堅強的陶勇,也有脆弱的時候。夜深人靜,ICU的保潔阿姨看到他在悄悄流淚。

他從來不願把別人想得特別壞

陶勇至今仍住院接受治療,主要針對手臂的康復,這將是個漫長的過程。他的左手還沒有知覺,“就像掉到冰窖裡,然後時不時串一下,串的時候就像有人伸到你手裡去揪肉一樣疼。”每天的主要日程就是在康復師的協助下完成各種康復訓練:有時用溫水泡,然後再按壓水腫的部分,刺激循環。有時需要一點點掰關節,把關節掰松。有時訓練拿點小東西。每一次訓練都伴隨著難忍的疼痛,一天下來主動和被動訓練至少十次,每次從幾分鐘到30分鐘不等。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陽醫院眼科主任醫師陶勇遭遇瞭一場生死劫難,他在出門診時,被一名患者拿著菜刀追砍,使其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顱腦外傷、枕骨骨折,失血1500ml,兩周後才得以脫離生命危險。那天正是大寒節氣。

認識陶勇的朋友、同行都不敢相信這場劫難會發生在他身上,“連陶勇技術這麼好、人品這麼好的人都會被砍。 ”陶勇後來得知犯罪嫌疑人是誰後,也大吃一驚。同事胡小鳳記得陶勇醒來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為什麼會是他?咱們對他挺好的啊。胡小鳳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犯罪嫌疑人崔某是陶勇接診的無數眼科疑難雜癥患者之一,之前其他醫生給他做瞭至少兩次手術,但術後出現瞭嚴重的並發癥,眼睛幾乎失明。轉到陶勇這裡時已是晚期。回憶跟崔某相處的經過,陶勇想不出他行兇的動因,“他其實從來沒掛過我的號,直接被收進病房來,我給他做的手術。他的眼底情況非常復雜,給他做手術的時候正趕上我的腰傷復發(之前腰椎骨折,腰上打瞭六個釘子),兩個小時的手術我一直板著腰、忍著疼堅持做下來的。我們還照顧他,幫他節省瞭不少費用,所以我內心認為他應該是感激我的。手術後他的視力也恢復瞭一部分,否則也不能追著我砍。”相識十年的師妹老梁說,像陶勇這樣有大作為的人,好像有一種鈍感,他感受不到別人對他的惡意,或者說他從來不願意把別人想得特別壞。

陶勇說他現在其實不恨崔某,“無論他受到怎樣的法律制裁, 我還是我,我個人的未來幸福不幸福、我高興不高興,其實跟他沒什麼關系,我能想得開這件事。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繞不出來,甚至去報復他人和社會,那我就變成瞭第二個他,那就是傳染病。如果我 還是這種水平的大夫的話,我會認為自己不夠優秀。 ”

被砍傷的醫生陶勇:想讓行兇者看看我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陶勇在做眼科手術圖/ 受訪者提供

專治“窮病”的眼科醫生

陶勇接診過太多困難的病人:眼部惡性腫瘤的孩子、白血病骨髓移植後眼部真菌感染的人、煤炭瓦斯爆炸造成眼外傷的工人、艾滋病人、結核病人......他覺得跟這些人比起來,自己的遭遇也沒有那麼慘,“因為我看過太多悲慘的命運,所以我包容得更多瞭,也能接受更多、更重的打擊。 ”

這次意外讓陶勇元氣大傷,他不知道自己今後還能不能回到工作崗位上,預感到自己跟病人在一起的時間可能不多,他想抓緊時間,把自己想說的話趕緊說出來。2月4日,立春時節,陶勇用手機錄制瞭一首自己創作的詩《心中的夢》,發佈在網絡上。詩中講述瞭幾位盲童的經歷,他說,如果以後不能重返手術臺瞭,想組織一群盲童進行巡演,讓他們也能賺錢養傢。

作為一名眼科醫生,接診如此多困難的病人,跟陶勇選擇的研究領域——葡萄膜炎——有很大關系。用同仁醫院眼科主任、副院長魏文斌的話說,葡萄膜炎在眼科是絕對的冷門,可以說它是一個沒多少眼科醫生願意關註的領域。首先,這個病不隻跟眼睛,而且跟全身都有關系,病因復雜,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並發癥,比如嚴重的糖尿病患者、做過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其次,因為病因復雜,所以不太好治,精力的投入多,還不容易看到明顯的治療效果。這些病人在長年就醫之後,傢庭經濟條件往往不好,所以葡萄膜炎也被稱為“窮病”。

魏文斌是陶勇博士論文答辯的考官之一,當時就對這個小夥子印象深刻:答辯時他做瞭充分的準備,很順利就通過瞭。後來接觸多瞭,發現他是一個陽光的大男孩,總是樂呵呵的,而且特別勤奮,有自己的想法。“每次見面,無論是在研討會還是參加活動,陶勇幾乎都會一起討論問題。我感覺這小夥子挺好,是一個特別能吃苦、能鉆研的人。全國專門研究葡萄膜炎的醫生屈指可數,你要是沒有興趣, 不花精力,很難做下去。 ”

從專業角度,陶勇達到瞭國內同年齡段醫生的最高水平:1980年出生,28歲北醫博士畢業,35歲成為主任醫師,37歲擔任三甲醫院科室副主任和博士生導師。

此外,陶勇在學術方面也有不錯的成績。他在SCI《科學引文索引》發表的論文有98篇,發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論文有26篇,還主持著多項國內外科研基金。

2月初,陶勇病情剛穩定一些,就在病床上用右手單手打字,完成瞭新書《眼內液檢測》的後記。陶勇及其團隊研發的這項專利,通過化驗眼內液來檢測眼內的微生物、病毒和炎癥因子, 這對眼科疑難雜癥的臨床鑒別非常有幫助。葡萄膜炎的致病原因復雜,有病毒感染、有全身免疫疾病。通過眼內液的檢查就可以區分出來,使治療更有針對性,療效也更明顯。魏文斌認為,眼內液的檢測提高瞭國內對葡萄膜炎的 臨床診斷和治療水平,對推進眼科精準診療具有裡程碑意義。

陶勇還是北京市感染性眼病中心的主力隊員,經常前往佑安醫院、地壇醫院這兩傢北京最大的傳染病醫院給病人做手術。對這些傳染病人,有的醫生可能心生恐懼,陶勇就總結瞭一套艾滋病相關眼病診療和手術流程的小冊子,發給大傢參考。他也有打退堂鼓的時候,畢竟這類手術既費勁又不掙錢,但最後卻發現沒法放棄他們,“因為這類特殊群體的病情太復雜瞭,醫生既要有膽量又要有經驗,我放棄瞭,他們就很難找到更合適的人。如果真放棄他們,就覺得好像 背叛瞭自己的理想一樣。”陶勇說。

被砍傷的醫生陶勇:想讓行兇者看看我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陶勇給一個骨髓移植術後的小患者檢查眼睛 圖/受訪者提供

一個精力旺盛的理想主義者

學醫的理想可以追溯至童年。陶勇生長在江西省南城縣,那裡曾是沙眼重鎮。七歲時,陶勇曾目睹醫生用細針從母親的眼睛裡一顆一顆挑出白色的結石,讓飽受沙眼之苦的母親緩解瞭疼痛。這讓陶勇感到醫生的工作很有價值,他在那時就有瞭要當一名眼科醫生的想法——幫助患者解除痛苦,治別人不會治的病。

陶勇1997年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他選擇醫學作為專業, 不是要通過學醫來賺錢,而是把它當作一個理想和事業。後來,“有一些學醫的同學慢慢地也放棄瞭,但是對我們堅持下來的人來說,一直還是把它當作一個事業。”

師妹老梁形容,陶勇是一個精力旺盛的理想主義者,“他愛他的事業愛得死去活來”:一天看診上百個病人,甚至沒時間吃飯、上廁所;下午的號經常看到晚上八九點,然後就睡在辦公室的行軍床上;手術室的排期也是從白天排到天黑——曾經,他創造瞭一天做86臺手術的個人紀錄。

他常跟朋友抱怨時間不夠用,恨不得一人分飾三角,一人寫文章、一人做科研、一人搞臨床。“但其實他比起我們已經非常高效瞭,無論是聚會前等人,還是在機場候機或是在高鐵上,他都隨身帶著電腦,利用這些碎片時間寫東西。”好友王越說。

同事胡小鳳記得,有時眼科同事一起吃飯聊天,陶勇會問每個人,“你為什麼要 選擇學醫、選擇學眼科?”大部分人可能也說不上來,有的人說傢人覺得當個醫生挺好的。陶勇就特別不能理解,他說你們如果不熱愛這個行業,為什麼還要在這待著,為什麼不熱愛什麼就去做什麼。

胡小鳳與陶勇在一個科室共事兩年多,她對陶勇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學術方面從來不藏私,不管是手術中的某個步驟還是其他問題,從來都是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經驗,不僅告訴你這個步驟該怎麼做,還會告訴你為什麼要這麼做。陶勇最反對死記硬背,而是要啟發人去思考,他希望團隊中的每個人 都能成為一個愛思考的醫生。

被砍傷的醫生陶勇:想讓行兇者看看我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圖/ 受訪者提供

分級診療

老梁作為陶勇的同門師妹,走的是跟他完全不同的職業道路。博士畢業後,她在人民醫院工作瞭一年,正好趕上耳鼻喉科室的老師被傷害, 她雖沒有親歷,但看到血淋淋的現場就崩潰瞭,然後得瞭創傷後應激障礙,一整年的狀態都不好。隻要走進醫院那種人烏泱泱的地方,她就開始血壓高、手抖,後來直接辭職去瞭美國,待瞭五年才回來,現在一傢私立傢庭眼科診所工作。

診所的客戶大多是中高收入群體,醫患之間更像是朋友關系。從2019年2月回國到現在,工作快一年瞭,老梁不記得跟病人發生過任何不愉快。“我特別喜歡現在的工作, 真的沒有精神壓力。以前在公立醫院需要面對一些低收入的 患者——他沒有錢,我會覺得很難受。他沒有錢我還要給他治病,我就要幫他省錢。省瞭錢,如果治不好我就更難受瞭。 我覺得在公立醫院工作對醫生心理是個巨大的考驗。”

在美國的經歷,讓老梁意識到,現在中國的三甲醫院承擔瞭傢庭保健醫療的 社會功能,而這一部分功能事實上應該由社區醫院來完成。但是民眾普遍認為社區醫院的醫生水平不高、缺乏經驗,大傢都擠到三甲醫院。 “而事實上應該是經過社區醫院層層轉診,最後才轉診到三甲才對。我們還沒有建立完善和嚴密的轉診機制。 我在美國待瞭五年, 要是沒有什麼重癥,我是見不到像陶勇這種專傢(specialist)的。我一般都是在傢庭醫生(family physician)那邊看,也就是說大部分人此生隻見像我這種傢庭醫生, 除非你要動手術瞭,你才會見到陶勇,而現在是你有個結膜炎都可以掛陶勇的號,所以他的工作量好大。”

魏文斌也呼籲要盡可能地實行分級診療, 簡單的疾病就應該在基層解決。 基層不一定非得是社區醫院,也包括縣醫院、地區醫院,可以把大部分的眼病問題解決。三甲醫院應該做一些疑難眼病 的研究和診斷治療。 “你配個眼鏡,都要擠在三甲醫院裡面,那麼三甲醫院的醫生就是應付不過來。”

陶勇和老梁也探討過各自不同的工作環境,但從來沒有要去私立醫院工作的想法,他甚至還跟老梁說,你要是混不下去瞭,可以來朝陽醫院找我。老梁笑言,陶勇以後再也不會勸我去朝陽醫院找他瞭。老梁分析過陶勇的心態,“他覺得他熱愛的那份事業 是全天下獨一份最好的,他不願意像我這樣把自己固定在一個小診所,像一潭死水一樣,天天見差不多的人,隻給 相同特點的人看病,他覺得這樣沒有挑戰。”

傢庭與未來

陶勇生長在縣城,父母對陶勇這個兒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平安。這次在陶勇被搶救、生死未卜時,他的父親守在手術室外淚流不止,還犯瞭高血壓,全傢人都處於崩潰邊緣。但隨著陶勇的病情逐漸穩定,他們又很快平靜下來。對傢人來說,陶勇能保住命就是不幸中的萬幸。妻子給他看網友發來的祝福視頻和送來的鮮花,父親給他講自己小時候的故事,他們用這種方式鼓勵陶勇挺過這一劫。

陶勇和妻子、女兒至今與嶽母合住在一間60平的出租屋,他對吃穿也沒有什麼要求。好友王越記得有一次看到陶勇的頭發剪得凹凸不平,才知道他平時隻去收費15塊錢的理發店。“他們一傢子都是老實本分的人,平時陶勇像打瞭雞血一樣投入工作,他的傢人也像打瞭雞血一樣支持他,沒有任何怨言。陶勇被救過來後,他太太就一直說感謝醫院的救助,把陶勇照顧得很好。”老梁跟陶傢很熟,前段時間還因為疫情給他們送過菜。

手臂的康復還要很長一段時間,眼科手術需要精準到毫米級的操作,如果手恢復得不理想,陶勇可能再也無法上手術臺。但他已經有瞭新的事業規劃,畢竟自己“不是一條腿走路”,手術做不瞭還可以做科研、帶學生。即使沒有發生這次意外,他也打算把自己的臨床經驗和技術推廣到全國各地,讓更多地方的醫生都能處理一些疑難眼病,因為自己個人能看診的病人是有限的。接下來他正好有時間加速做這個事。

被砍傷的醫生陶勇:想讓行兇者看看我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陶勇在做眼科手術圖/ 受訪者提供

社會沒有你想的那麼黑暗

對話陶勇

人物周刊:你現在恢復到什麼程度,還有多久能出院?

陶勇:現在主要是做手的康復,其實還挺難的,可能還要大半年的時間。有可能還得再做一次手術。

人物周刊:現在左手能動嗎?

陶勇:能輕微地動,但是力量非常弱,要訓練。關節也僵硬瞭,還要一節節掰開,挺疼的。

人物周刊:你的師友談到你時,無一例外地感嘆,為什麼會是你?一個在醫德醫術上都無可挑剔的好人,卻遭受這樣的重擊,你感到不公嗎?

陶勇:可能大部分人第一反應會覺得受這麼嚴重的創傷、遭這麼大的打擊,應該會覺得痛苦和委屈。對我自己來說,肉體肯定是經歷瞭沉重的打擊,但我告訴自己不能因為肉體的打擊讓精神坍塌,如果精神垮瞭,那才是真正的完蛋。我也會感到沮喪和悲觀,但這種感受不是最強的。有一個原因是,我當大夫當得太久瞭,見瞭太多命運悲慘的人,有的孩子患有眼睛惡性腫瘤,雙眼都摘除瞭,爸爸帶著他在北京就醫,堅持瞭十年。還有白塞氏病,病人在青壯年的時候,眼睛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失明瞭,然後摸著黑自己跑到北京來就診,一問他為什麼沒有傢屬陪,說傢人在酒店幫人洗床單,把手伸到洗衣機裡給攪瞭。突然意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很慘、很可憐,但轉念一想,跟他們比你可能還不是最慘的。

人物周刊:如果有機會再見到崔某,你會對他說什麼?

陶勇:如果有一天能再見到他,我想讓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我想告訴他,當時我們給他做手術,包括給他省錢,對他真的是仁至義盡。我想讓他知道,其實這個社會沒有他想的那麼黑暗。

人物周刊:去ICU探訪你的親友,都感受到你的樂觀和堅強,但也有ICU的保潔阿姨看到你一個人的時候在流淚,支撐你沒有垮掉的力量是什麼?

陶勇:這種所謂的強大是跟我對醫學的理解分不開的,它是分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研究生和本科的階段,那個時候眼裡隻有疾病本身。等到我自己成為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之後,慢慢出專傢門診瞭,眼裡更多的不完全是病,而是把這個人看作一個整體,眼睛的病也可以是因為糖尿病、高血壓造成的。第三個階段除瞭考慮病人個體的整體觀,還要考慮到他的社會屬性。因為病人是傢庭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少數醫生會把病人變成職業病人,你得下個月來復查,你每個月都得來看看,一些病人尤其是外地的病人就沒有時間去工作、沒有時間去生活,完全變成職業看病的瞭。但他可能還需要去賺錢,還是傢裡的頂梁柱。

最近一兩年我漸漸意識到醫學不完全是給人治病。人其實是整個環境、整個大自然、整個宇宙中的一份子。一切以人中心,導致整個環境被破壞,人還是得倒黴。所以現階段我對醫學的理解是,它不能完全以人為中心,它是一種調和的平衡,讓我們身處的環境處於一種和諧的頻率共振。

人物周刊:這次出事,一定對你的傢人打擊很大,他們是如何面對的?

陶勇:還好,他們內心也很強大。我們一傢子都沒有在泰山崩於前的時候垮掉。父母的表現其實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以為他們會受不瞭這種打擊,哭天搶地什麼的,但其實沒有。當天晚上,我爸確實血壓高瞭,但等我病情穩定瞭,他們沒有在我面前掉過淚。他給我講瞭他小時候的故事,一個人去砍柴,鐮刀誤傷小腿,自己帶著深可見骨的刀傷獨自走瞭30裡山路回傢。他想告訴我,每個人都會經歷磨難,隻要站起來,邁過去就好。

通過這次,我也感受到,人對人的瞭解,即使是朝夕相處的親人,也永遠是不全面的。父母未必就有我們想的那麼脆弱,他們也是有過經歷的人,會很勇敢。

人物周刊:事發當日,網上流傳著一張你躺在血泊裡的照片,畫面裡你眼神平靜又絕望。當時你是清醒的嗎?在想什麼?是否已經預料到這次意外會影響自己今後的職業軌跡?

陶勇:根據我自己的回憶,從頭到尾沒有昏迷過,也沒有把自己嚇死瞭的那種階段。因為在那種時候必須要冷靜。我們上本科的時候,解剖老師就問我們,以後做手術的時候突然停電瞭,怎麼辦?那時你已經把人傢的肚子打開。其實要想成為一個優秀的醫生,心理素質一定要足夠冷靜和沉著。如果在事發時,我不能夠保持鎮靜,其實我可能也逃不掉。這是一個職業習慣。

至於會不會影響以後的工作,我當時沒想那麼多,隻想著當時怎麼過這關,能讓自己活下來。對醫生來說,最主要的就是把握當下,你把當下這個情況按最合適的方案處理,就OK瞭。當時我就是盡量地保持情緒平穩,因為自己本來就失血那麼多,再一慌張,血壓一高就會失血更多。

人物周刊:以你的業務水平,對自己的工作環境可以有很多選擇,為什麼還堅守在醫院?

陶勇:選擇其實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就看你要什麼,凡是選擇都有利弊。對我來說,確實這些年一直堅持著一個理想,就是想當一個優秀的醫生,想要治別人治不好的病、挑戰疑難的眼病、開發新的技術。這就必須紮到更復雜的情況裡去。許多傢境困難的人不能及時得到治療,所以病變往往被拖到晚期,也往往更嚴重。為什麼全國各地的疑難病人要跑過來找我,醫生也推薦他們過來找我,其實這也是我選擇的結果,因為我能處理這些復雜的病變。如果我從很早的時候,就選擇去一個條件很好的地方,一天也看不瞭幾個病人,而且都是癥狀很輕微的那種,我的醫術,無論內科診斷、還是外科的技術、還有科研的水平也不可能是今天這樣。對我來說,我願意這麼選擇,是因為我不想放棄我的理想。

(感謝李文生教授、楊碩醫生對本文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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